水價改革之辯供水成本尚需厘清

時間：2010-04-20 08:36

來源：中國水網

作者：姚森婧

水價問題成為2009年社會以及行業共同關注的焦點，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核心城市在內的眾多城市的水價紛紛上漲。一時間關于調價理由的議論比比皆是，供水成本的模糊、聽證制度的缺陷成為民眾對水價“不買賬”的主要誘因。在近日由中國水網與清華大學聯合主辦的2010城市水業戰略論壇上。一場由此引發的“水價之辯”在特別策劃的第八期環境講壇上展開。

水價無疑使政府、運行商與公眾之間的關系變得微妙，政府官員表示，水價提升是水資源稀缺性的體現；運營商認為，供水企業嚴重虧損是水價上漲的必然；而公眾在這水價的迷霧中早已辨不清方向，對于水價的上調存在諸多疑問……為什么業內人士認為的必然性漲價在公眾眼中卻總是迷霧重重？

水價改革的兩難境地

提及水價上漲的現實，中咨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袁家楠認為這將水務行業改革推行了兩難的境地。“左手贊成，右手反對”是他真實的心境寫照，他說：“水價上漲，從經濟成本角度以及節約資源的角度來講，是有必要性的。但是目前的問題在于不清楚供水成本究竟如何……”

社會學家舒可心也表示，他贊同水價上漲的原意在于經濟意義得以顯現，同時促進了人們節水意識的提高。但談到供水成本的時候，他也顯出了滿面的猶疑。一時間，水價上調的經濟意義與模糊的供水成本成為了這一輪價格調整的矛盾所在。

早在2006年11月，國家發改委就《城市供水定價成本監審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征求意見，并提出了供水定價成本監審的四點原則：合法性原則、合理性原則、相關性原則和權責發生制原則。而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方案更是明確：將把環境治理成本和資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計入水的定價中。

袁律師提到：“雖然當年的《辦法》立法的出發點和思路我都是非常贊賞的，我覺得基本上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成本監審的四點原則，但最終還是以‘流產’作為結局。”

供水成本尚待厘清

社會學家舒可心表示，以價格作為水資源利用的杠桿是得到了社會的認可的，但是必須明確的一點是，水資源是全民共同擁有的。為此他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如果說水資源是一個股份制公司，那么它一定是屬于全民的，政府在其中只是扮演著經理的角色，因此，政府有必要向股東明確供水的成本。

濟邦咨詢公司總經理張燎認為，沒有一個規范的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是使公眾對水價產生質疑的根源。自來水公司代表政府向公眾提供水資源管理的生產、銷售等服務，作為一向公用事業，它是需要花費成本的，同時這個成本也是被市場化的，是有市場約束的，比如人力的成本、環境成本、設備折舊成本等，所有這些都受到利益的約束，因此，無論是政府全資擁有的，還是市場化的從事水務服務的公司都會面臨很高的成本。

事實上，公眾并不是一味的反對漲價，之所以對水價反映敏感，或者有強烈的抵觸情緒，關鍵在于成本的不透明，以及對服務和成本的約束機制的不滿意。

1998年以后，在《城市供水價格管理辦法》推動下，中國城市水價形成快速增長的趨勢。這個辦法確定了基本的定價原則，包括利潤加成本的制度，保本微利的原則，以及關于資源型價格調整的思想，目前這個辦法已經進入了國家修改的軌道。北京大岳咨詢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金永祥也表示，對供水成本的監管制度尚待完善，這也是讓公眾正確認識水價問題的關鍵所在。

迷失的水價聽證會制度

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水網顧問總編傅濤曾就聽證會制度指出：聽證會本身并不是百姓和企業之間進行的討價還價關系，而是公眾與政府的協商關系；水價的決定因素不僅僅是服務成本，而且要包括公眾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公眾支付的水價高低不僅僅取決于成本的高低，而根本上是取決于政府的財政政策的取向；水價問題并不僅是百姓跟企業間的兩方關系，而是包括了政府的三方關系；公眾參與聽證會的本意是表達民意，實現政府與公眾的溝通，而不是讓非專業的公眾對供水成本進行專業性的審查，因為即使是專業人士，也很難在短期內對其成本的合理性進行有效判斷。

他認為，目前的水價聽證會已經基本迷失，如果能夠理清這些關系，就不難理解政府、公眾代表以及供水企業在水價聽證會上所面臨的尷尬和質疑。事實上讓公眾與企業面對面在聽證會上進行以成本為核心的較量是不妥當的。

舒可心表示，聽證制度不是決策制度，聽證制度是立法者迫使政府公開信息的一個渠道。它本身不是決策機制。

水價已經影響到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一定程度的信息公開，能夠使公眾清楚合理的成本范圍，有助于價格的理順。同時，一個良好的水價聽證會制度也是水價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

編輯：姚森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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