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濤

兩年以前，在一個曾在北大學習、精通中文的日本人的一再認真而持續的動員之下，終于實現了我的第一次日本之行。這個日本人叫中島俊輔，腰桿挺直、走路很快、敬業認真、周到細致，與我在文化和攝影兩個方面有共同業余愛好。后來發現，敬業認真、周到細致，這不僅是中島的特點，也是日本給我留下的綜合印象。

第一次去日本表面上扮演了中國“環保使者”的角色，但是真正吸引我的是日本仍然保留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影子。或許是作為交換條件，中島陪我去了日本最有文化底蘊的奈良、京都，當然也去了現代都市東京和大阪，我們訪問了近十座寺院，體會了日本秋日的美麗色彩與整齊清新。2007年秋日的日本文化之旅，絢爛中帶點感悟，新奇中有些熟悉。

當然，作為環境領域的專業訪問，也應邀作了兩次專題講演和交流，參觀了三五家環境企業。或許是由于雙方環境人士的努力，也或許是雙方出于對中日環保合作的共同渴望，日本產經省之后組織了對中國環境產業與市場的調研，也因此促成了2009年春我作為團員的第二次日本之行。第二次來到日本的是一個九人組成的環境產業代表團。專業訪問更加集中，更加有針對性。中日環境產業界合作也更加貼近。

不同的產業形態

日本早于中國至少30年開始面臨深刻的資源和環境危機，在較好地解決了環境問題之后，日本在環境問題上是中國的老師，也最有資格，表現自己在環境領域的領先。我所在的清華環境系有很大比例的優秀教師在日本完成了深造。但是，日本同行一直奇怪的是，為什么日本這么好的技術和設備，與中國這么好的文化契合度，但是在中國的環保市場上與歐美企業的差距如此之大。

當日立、東芝等日本企業在中國電氣領域高奏凱歌，豐田、本田在汽車領域業績超前，而在同樣技術和產業擅長的環境領域卻碌碌無為，日本環境產業在中國市場遠不如威立雅、蘇伊士在中國水業和環境領域的影響力。在我們的代表團中，威立雅中國公司代表中國企業訪問日本，更加讓日本同行們感到驚奇。

其實，日本的環境技術和裝備雖然發達，但是，城市水業作為政府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中日之間有著顯著不同的服務模式。日本環境設施的運營服務并未向市場開放，我們這次參觀的五六個供水、污水、污泥和垃圾設施的運營服務無一不是由政府部門直接提供。在日本水務市場主體所從事的實質上向這些設施運營者或者政府提供建設、設備服務。這也是日本環境產業界默認的水務市場商業模式。

但是中國不同，2000年以前的城市水業具有日本企業相似的產業形態，主流企業集中在設備和工程服務環節。2002年以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實行了以特許經營為核心的引入市場機制改革，城市水業進入投資拉動時期，地方政府在特許經營的政策框架之下，開始開放投資和運營主業，處于產業下游的工程和設備產業的產業形態和市場模式開始發生變化。對于這一變化，日本企業從自己國家的政策和產業模式出發，是難于有效理解的，出于日本人天生的謹慎作風，一直在中國市場主流模式之外徘徊。而歐洲企業，尤其是英法企業國則不同，中國的特許經營的政策體系是從法國學習來的，以老師的身份進入中國市場的法國企業明顯更能理解市場模式，更能把握風險，加上世界銀行和亞洲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助力，歐洲企業通過十多年的努力，逐漸成為中國水務市場的主流力量之一。

精細而昂貴的環境服務

雖然在日本的環境服務業運營主業并沒有進入市場，但是不能忽略其服務質量之高。東京1200多萬人口的供水和污水（包括初期雨水）全部實現了集中的收集的處理，管網覆蓋了包括了郊區的所有市和區。在中國正在部分賦予地區小心翼翼地推進區域供水的模式時，日本已經完成了供排水的城鄉均等化。

日本水業服務可以概括為高價格、高補貼和高服務。其僅僅3-4%的供水漏失率在覆蓋全部市域的抄表到戶率背景下，足以讓國內同行汗顏，我們的水業同行經常用老城市、歷史問題多來安慰自己，但是東京有100多年的城市建設歷史，超出我們幾乎所有現代城市的壽命。

但是這種服務的代價也是巨大的，按照人民幣計算其建設成本和運營成本均高出國內的4-8倍。但是這種代價并不完全由公眾支付，政府財政的補貼占有很大比重。這種模式不僅是首都東京，在我們參觀的川崎等中小城市也同樣。

東京的水價單價平均在每噸10-12元人民幣，污水處理費每噸5-6元人民幣，相對于居民收入水平而言，中日基本相當，但由于日本設施有很大比例由各級財政投資，因此此價格不是真正的服務全成本。其收費方式上也有特點，一是采用基本用水水價，既6升以下用水，有基本水價，無論是否使用均需交費，政府對低收入人群適度減免，這樣避免了大部分的偷水行為，第二是階梯水價，因為抄表到戶率高，而得以有效實施。

在川崎市我們拿到了一份關于污水處理廠排放標準的表格，由五個方面的標準組成了污水處理廠排放標準要求：最基本的是環境省（相當于中國環境部）發布的基本排放標準有40多項，相對寬松；二是由縣政府（相當于我們的省）發布的地區排放標準，相對嚴格；三是川崎市發布的標準，主要是有機物指標（因為川崎市是工業區）；四是交通運輸省（原建設省，相當于中國的建設部）發布的少量幾項運營標準；五是衛生部門發布的幾項衛生指標。其標準體系值得我們一刀切的生硬標準體系學習。

事實上，日本企業在環境技術和管理上不弱于歐美企業，日本環境企業界的合作意愿也十分強烈，中國企業對日本的技術與資金的需求也十分顯著。中日之間的水務合作事實上被模式屏障所阻礙，而隨著中國交流的深入，隨著中國水業的技術回歸，破除模式障礙的基礎已經具備。或許日本本身的環境和水務市場已經進入秋季，美麗精致卻缺乏活力，但是，我相信中日水業和環境領域合作的春天已經臨近，或許這個優勢互補、協作共贏的春意，會帶來整個世界水業市場的盛夏。

注：本文源自中國水網專家的博客文章，原文地址：http://blog.h2o-china.com/html/62/251662-7927.html

編輯：全新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