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濤評《吳曉波：從“憤青”到企業家》

吳曉波的一篇《從“憤青”到企業家》今日在微信朋友圈被傳播，在文中他寫了盧作孚從一個標準“憤青”到成長為企業家的過程。一個時刻準備做一顆喚醒民眾的“炸彈”的年輕人，在成為企業家后，表示，“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對此，E20環境平臺高級合伙人薛濤也表達了他對企業家的認識，“相比政客，其實企業家對社會文明的進步貢獻更大更有效”。

相比政客，其實企業家對社會文明的進步貢獻更大更有效，很多人認識不到這一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迷失的國家毫無例外地都有一個共性特征：仇富。

此外，在完善的機制法制下，在趙家人受到足夠抑制的情景下，才能產生和發揮企業家精神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而這方面的反面，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個共性特征。土改滅了鄉紳傳統文化的精華，文革又斷了剛初萌的現代化企業家精神，鄧公開啟的過去三十年有喜有悲，以后怎么走值得大家深思。

——E20環境平臺高級合伙人薛濤

吳曉波：從“憤青”到企業家 | 二月紀念

文/吳曉波   來源：吳曉波頻道

盧作孚（1893-1952）是民國一代的船王，他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關于“炸彈”和“微生物”的比喻。

他年輕的時候，是一個標準版的憤青，崇尚革命，時刻準備做一顆喚醒民眾的“炸彈”，而成為企業家后，卻心境大改，愿意像“微生物”那樣，以更為建設性的方式來實現改善社會的理想。他說：“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

他的這段話，道盡了在中國當一個企業家的全部意義。

盧作孚出生貧寒，他的父親是一個麻布小販。這個人有著典型的川人長相，面龐削瘦，個子很小，看上去顯得十分文弱，做起事來卻干勁十足。他少年時是一個“愛國憤青”，18歲就加入了同盟會，能把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一字不漏地背下來。他只有小學學歷，卻當過算術老師、國文教員、《川報》主筆和總編。

快到30歲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在這個亂世之中，靠一支筆不但救不了國家，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被虛耗。他曾去南通拜訪張謇，目睹“狀元企業家”的發達實業及南通面貌的更新，一時頗受鼓勵，終于下定了投身實業的決心。1926年10月，他籌集5萬元創辦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購船一艘，來往于重慶到他家鄉合川縣的航運生意。
民生輪船公司成立大典

盧作孚是文人出身，卻有驚人的商業天才。當時長江航線上的民營船運業非常落后，航期不固定，往往客滿才發，客運與貨運也混攪在一起，臟亂不已，客戶服務更是談不上。民生在制度設計上有許多創新，比如定期航行，新辟航線，以客運為主，避開以貨運為主和船舶擁擠的航線，再就是穩定運價，建立信譽。盧作孚為公司設計了很多基本管理規則，分工明確，責任到位，從一開始就儼然是一個現代的航運企業。到1931年前后，民生船只數達到12艘，總噸位擴張到1500噸，員工人數500多人，已成長江上游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

在民生事業規模初具之后，他便仿效張謇在重慶北碚嘗試社會試驗。北碚是重慶附近的一個地區，山嶺重疊，交通困難，此間地處四縣之交，兵匪橫行，無人管束，城區骯臟混亂。盧作孚就在這么一個地方實踐他的理想。從1927年起的三年里，他建起了中學、工廠、醫院、科學院、公園和植物園，倡導文明、整潔和健康的生活，他沒有像張謇那樣投入巨額資金改善北碚的硬件設施，卻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注于人的教育。在所有的新設機構里，他聘請的都是二十多歲的文化青年，試圖以清新的朝氣一寸一寸地改變沉淀千年的陋習。

他的工作竟然得到了讓人驚奇的成效，到1930年代初期，北碚已成為四川境內最先進的地區，著名記者杜重遠曾到北碚訪問，他在重慶時，觸目所及的是衣冠不整的軍人、烏煙瘴氣的鴉片館和妓院以及委靡的民眾，但一到距離重慶市區僅僅幾十公里外的北碚，卻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杜贊嘆說，“昔稱野蠻之地，今變文化之鄉?！北表沾竺麖拇藗髀勌煜拢闪死^南通之后的另一個“全國模范之地”。

盧作孚的思想中有十分樸素的社會主義氣質，在《建設中國的困難以及必循的道路》一文中，他曾經很詳盡地寫道，“我們的預備是每個人可以依賴著事業工作到老，不至于有職業的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則退休后有養老金；任何時候死亡有撫恤金。公司要決定住宅區域，無論無家庭的、有家庭的職工，都可以居住。里面要有美麗的花園，簡單而藝術的家具，有小學校，有醫院，有運動場，有電影院和戲院，有圖書館和博物館，有極周到的消費品的供給，有極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習慣。”在后來的十余年中，他確實也是這么實踐的。

盧作孚是民國一代的船王，但卻保持著苦行僧式的自律生活。他曾在民生公司的會議上描述自己的作息時間：“我從早上七點半邁進公司的大門，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點，才能夠回家?！鄙頌槠髽I總經理，他的夫人、孩子坐民生輪船，一樣按職工家屬買半票的規定買船票，和其他乘客一樣排隊等候上船，規矩地坐在艙里。有時被船員認出，請他們到經理室去坐，他妻子堅持不肯。民生公司為職工在重慶修建了一個“民生村”宿舍，全部是平房，一家人住一套。但是，盧作孚本人卻沒有搬進去住，他的家租住紅巖村2號，那是一棟一樓一底的房子，住了四家人，廁所在房子外面的菜地里。

美國《亞洲和美國》雜志描述過他的家居環境：“在他的新船的頭等艙里，他不惜從霍菲爾德進口刀叉餐具，從柏林進口陶瓷，從布拉格進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卻只放著幾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這些船上的三等艙中也有瓷浴盆、電器設備和帶墊子的沙發椅，但成為強烈對照的是，他那被稱為家的六間改修過的農民小屋中，圍著破舊桌子的卻是一些跛腳的舊式木椅?！边@段文字，如金如玉，百年不朽，照出了一個中國企業家的銳度和高遠境界。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南下進攻上海、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內遷至重慶。這時候，局勢十分危急，自晚清以來，中國工業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和長江中下游流域，抓緊時間西遷企業，關乎國運商脈。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長江中游航線全部被切斷，入川門戶宜昌成了下一個被攻擊的戰略目標。當時堆積在宜昌碼頭的商用和軍用器材超過12萬噸，此外還有油料1萬噸，各類公物6萬噸，等待入川的政府官員、技術工人、大學師生和難民在3萬以上，不夸張地說，這里幾乎集中了中國兵器工業、各類機器工業和輕工業的生命，是國家僅存的一口元氣。

這時候，日軍飛機天天轟炸宜昌，隨時有可能被攻陷，更可怕的是，距離長江上游的枯水期也只剩下一個月左右。情況到了最危急的時刻，西運的重擔猛地壓到了長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運企業民生公司的肩上。個頭瘦弱的四川企業家盧作孚來到了一生中最光榮的時刻。

當時，民生公司可用的輪船24只，按平時的運輸能力，40天大約只能運1.4萬噸，要將十多萬噸物資在一個多月內全部運往重慶，幾乎沒有可能。盧作孚召集人員通宵開會，他們參考以往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經驗，決定采取分三段運輸的辦法，按照40天時間，設計出嚴密的運輸計劃，對船只航行時間、物資裝卸也做出最合理、最緊湊的安排，將運輸能力發揮到極限。

長江三峽，急流險灘，只能白天航行，夜間裝卸可以充分爭取時間，航運人員盡量不空耗一天、一點鐘，甚至一分鐘。搬運裝卸工最多時有2000多人，那些日子里，盧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揮中心，所有電文都經他親手審閱、批示。他對全部運輸情況、每個環節都了如指掌，深夜時分，親到碼頭檢查裝卸情況，為工人、船員解決遇到的困難。他鼓勵部下說：“這一年我們沒有做生意，我們上前線去了，我們在前線沖鋒，我們在同敵人拼命?！?p style="text-indent: 2em;">整個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擔負了90%以上的運輸量，民生的經營損失在400萬元以上。在指揮運輸的一個多月里，日夜不眠的盧作孚眼凹如洞，形同槁木，他對公司職工說：“我們要以事業報效國家，我們要以身盡瘁事業。我們雖然不能到前方去執干戈以衛社稷，拿起武器打敵人，當就本身職責，要努力去做一員戰士，以增強抗戰力量?！睋洕空{查，這次搶運進來的兵工廠和民營企業機器設備，每月可造手榴彈30萬枚，迫擊炮彈7萬枚，飛機炸彈6千枚，十字鎬20多萬把。

此次宜昌搶運的物資、人員，相當于民生公司1936年的總運量。在預定的40天內，他們奇跡般地運完了全部人員，運走了三分之二的機器物資。

后來史家將盧作孚組織的這次“宜昌大撤退”稱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民國作家徐盈在《中華民國實業人物志》中評價：“中國的敦刻爾克的撤退的緊張程度與英國在敦克爾克的撤退并沒有什么兩樣，或者我們比他們還要艱苦些?！北R作孚也自認：“我們比敦刻爾克還要艱巨得多?！彼挠赂业玫搅塑娙藗兊淖鹬?，馮玉祥將軍在寫給盧作孚的一份信中稱贊他是“最愛國的，也是最有作為的人”，馮寫道：“貴公司人材之多，事業之大，有功于抗戰，均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萬分?！?br/>

抗戰八年，民生船只運送出川的軍隊共計270.5萬人，武器彈藥等30多萬噸。盧作孚不顧危險，常常親臨現場。1938年以來，民生有9只輪船被炸沉、6只被炸壞，包括最大的“民元輪”。

盧作孚是在1952年自殺的。在1950年冬至1951年的鎮反中，民生公司的很多重要職員都被認定為特務，或被槍決，或被扣押。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開“五反”動員大會，會場上有標語：“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待！”公股代表張祥麟首先在會上做檢查：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盧作孚的通信員關懷則跳上臺去，揭發張祥麟在北京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

關懷是一個孤兒，當上盧作孚的通信員后，住進盧家，盧作孚教他做人識字，視同義子，他的揭發讓人瞠目結舌。當晚，盧作孚飲藥自盡。他留給妻子的遺書只有幾個字：“把家具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p style="text-indent: 2em;">盧作孚殞后葬于北碚，墓在一高地，可俯瞰嘉陵江，旁有一個小小的圖書館，寫作《跌蕩一百年》時，我曾兩赴此地，查閱資料。他的冥日是過幾天的2月8日，正好是今年的春節。

民國一代的企業家，從張謇到范旭東，再到盧作孚，是一條讓人仰止的“道統血脈”。他們拒絕偏激，專業理性，以量化管理的手段和極大的耐心改造身邊的人和事，他們對這個國家充滿了熱忱和忠貞，有著東方式的、未必切合實際的濟世情結。這一“血脈”曾經被殘忍地絞斷過，如今記錄他們的事跡，不僅僅是為了紀念，更是為了傳續。

(來源：E20環境平臺 作者：薛濤 發布時間：2016年1月27日)

編輯： 李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