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秦朔朋友圈(微信號：qspyq2015)發布一篇文章，題為《迷局中的英國》，由“首相特雷莎·梅宣布將于6月7日辭職”一事為切入點，去剖析迷局中的英國，E20環境平臺執行合伙人、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對此文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對于國家：附件文章里值得關注的數據是發達國家平均小時工資，可以看到美國和德國優勢明顯。過好生活不是996累計而來，本質看效率。

從這個數據和一個國家的國際產品技術優勢來看，可以根據生產效率來把世界各國經濟前景競爭力，個人粗淺簡單分五檔：

1、美國(自由和法治下院校和科研體系最優，劃時代原創技術產生地，社會秩序和基礎設施略輸于德國)，德國(品質、秩序極好)，以色列(外部環境下的高密度超強體)、北歐四國(秩序、文化、創新)

2、英國(制度和科研體系不錯)、加拿大，澳大利亞(這兩個資源多)，日本(舉國體制追上后進入內修階，國民文化的原創能力略不足和秩序極好、資源限制大)，借機和舉國財閥急追的韓;法國、意大利在繼續滑落

3、中國(集權制帶來基礎設施爆發、重商、內部高密度大市場促成制造業優勢，短板在于科研教育體制，對應就是美帝的長板，不談政治、國企民企合作制度有好處有缺點，不簡單評價，能否升級到2我無法判斷);進步中的東南亞部分國家、東歐在分層、南歐還在滑

4、印度(西化是優點也是制約)，俄羅斯、中南美(被二牙文化搞成了農業資源國)、東南亞其他混亂國家、中亞

5、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絕大部分地區

粗粗一分，層內有層。

二、對于企業：

國家以效率定段位，企業何嘗不是以效率定生死：

選擇適合自身匹配內外資源的方向，以合理的階段戰術和組織文化，才可能在效率上領先其它對手(分食永遠會在，不可能以先知即永贏)而生存，戰術以變革而持續，變中不變的，是調整后的效率依然優先的原則，以及背后的企業家愿景做根源動力。

資源的加法，方向的減法，投入的除法，收益的乘法，四大計算，企業由此可以做到的，效率自然會優勝。

AB有自家地盤，國企自不說，民企不犯錯則不操心生死;CD為生存效率為王，民企反而占有

(說的是群體總概非個體生生滅滅)。

附：

迷局中的英國

來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Hayekist

5月25日，英國爆出大新聞：首相特雷莎·梅宣布將于6月7日辭職。英國再次招來世人注目，全球震動。

這其中的隱情和秘聞，估計只有倫敦貝克街221b的那位大偵探才能探查清楚全部的真相。脫歐迷局之下，這個李嘉誠傾注全力投入的國家，究竟會如何呢?

脫歐迷霧

1973年1月，英國加入歐共體。1993年11月1日，歐共體演進為歐盟。與德法兩國相比，英國對歐盟始終若離若即。

最初，英國并不介入歐洲一體化，之后開始參與并逐步爭取影響力擴大。但對于“歐洲政治聯盟”始終抱著深深的戒心。

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英國一直對歐洲說“不”。撒切爾夫人曾是當時歐盟(或歐洲共同體)成員國政府首腦里著名的“Mrs. No”。到了90年代，梅杰政府延遲對《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批準，拒不加入歐元區。1997年以布萊爾為首的工黨政府上臺，英歐關系才有所改觀。

2005年12月，卡梅倫當選保守黨新一代領導人。在歐洲問題上，卡梅倫的政策主題是“歐洲改革”，從其理念和政治實踐看，彰顯了英國對歐洲一體化的“懷疑”精神，保持了英國政治家對歐盟“超國家”發展的固有警覺。但有所不同的是，卡梅倫堅持“英國留在改革后的歐盟”的立場，有很強的“改良主義”色彩。

2013年，卡梅倫做出在2017年底之前就英國是否退出歐盟舉行全民公投的許諾。2015年，他當選首相后要求歐盟進一步改革并取得實效，否則英國將考慮退出歐盟。他對歐盟的改革建議包括：

其一、歐盟應制定具有約束力的原則，確保歐元區成員國與非歐元區成員國的利益在統一市場內能被一視同仁。

其二、應強化歐盟的競爭力。

其三、歐盟應制定具有約束力的原則，允許英國不參與“歐洲政治聯盟”，不要把英國“拉進”任何形式的歐羅巴合眾國，而且還要擴大歐盟成員議會的權力。

其四、不能濫用人員自由流動的原則，允許英國在數量上控制來自其他歐盟成員國的移民。

2016年2月歐盟峰會后，卡梅倫確定宣布英國于2016年6月23日就“英國是否退出歐盟”舉行全民公投，最后結果“退歐派”勝出，卡梅倫首相也辭職了。

所以，英國脫歐，由來已久。而且，可以確信，脫歐不可逆轉。

疑歐情節

第一、地理因素。英國世居海島，而“歐洲”是穿越英吉利海峽才能去往的大陸。這種地理上的區隔使得英國一直游離于歐洲之外。

第二、心理因素。英國自傲于“盎格魯撒克遜”的傳統和文明。光榮革命之后，英國從一個島國成為現代史上的第一個“超級大國”(1922年，大英帝國控制著世界上約4.6億的人口，相當于當時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大英帝國全球占有的殖民地面積相當于地球陸地面積的四分之一)，領導世界200多年。

往日全球霸主的輝煌歷史使英國人形成了“世界大國”的自我認知。因此，多數英國人不熱衷于歐洲建設，不相信英國作為一個全球角色的命運要與歐洲一體化設想的成功捆綁在一起。

日不落帝國雖已是昨日黃花，但英倫紳士和女士們仍擁有含而不露的心理情節，一種不可言喻的優越感：想著與歐盟里盧森堡之類的成員國一樣平起平坐，絕對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第三、情感因素。直到今天，英國人中還普遍流傳著這樣一種感情：大不列顛所遭遇的大部分苦難都來自歐洲，而美國才是更忠誠可靠的盟友，因為在英國困難的時刻，美國從不吝于給予幫助。這從歌頌英國二戰期間光榮對抗納粹的紀錄片中可見一斑。因而在感情上，英國人缺乏與歐洲大陸其他人民休戚與共的共鳴。

第四、思想因素。英國始終認為，過于強大的國家機器會危害人類的自由，所以對歐洲大陸的強權總有一種戒備心理。當自己的生活要受到隔著海峽的巨大國家群體支配時，英國人就十分恐懼。丘吉爾1953年在議會下院發言時表示，“英國和歐洲的關系是由介詞‘和’(with)而非‘之一’(of)表達的——我們和他們，但我們不是他們的一部分”。2016年2月12日，卡梅倫在德國漢堡演講時坦言，“我們帶有島國的特點，獨立、直率、對捍衛主權以及良好服務我們數百年的國家機構充滿激情”。

政治保守主義

英國是保守主義的發源地，更是最強力的踐行者之一。在英國保守主義者看來，歐洲一體化的建設過于宏大和激進，這與納粹等建設美麗新世界的“政治工程”有某種相似之處，因此，英國對此持有高度不信任態度。1961年，時任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在一本政治宣傳冊里指出，對于歐洲聯盟，“英國更青睞一種基于經驗上的漸進式合作，而不是縱身躍入黑暗中”。

歐盟如何建設，最后又導向哪里?英國人看不清，所以絕不愿意無保留地去參與其中。英國人對歐盟促進貿易等實際事務更感興趣，而對歐盟的政治理想并不感冒。歷任英國首相都對歐盟的政治理想缺少回應。卡梅倫更是在脫歐公投之前明確且強烈地要求歐盟允許英國不參與“歐洲政治聯盟”，不要把英國“拉進”任何形式的歐羅巴合眾國。

脫歐前景

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脫歐對英國毫無好處，尤其短期將承受經濟上的嚴重的負面沖擊。比如據國泰君安宏觀團隊深度研究，他們測算認為，無協議脫歐會致使英國GDP可能負增長達到2.92個百分點。因此就有人認為英國的脫歐或許會出現逆轉。

這大大低估了英國人的決心。脫歐問題，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及其政府都不愿意GDP發生負增長，但并不意味著無法承受。今日的脫歐，本質上更像是英國對傳統的回歸，不可逆轉。

在英國民調機構YouGov5月13日發布的歐洲議會選舉民調數據中，上個月成立、主張與歐盟一刀兩斷的“脫歐黨”，在選舉前的民意支持率已大幅領先其他政黨，以34%的支持率名列榜首，已上升至排在第二位的工黨(16%)的兩倍，后者的支持率較4月底的民調下跌了5個百分點，而前首相特雷莎·梅領導的執政黨保守黨的支持率已跌至第五位，僅為10%，排在支持留歐的自由民主黨(15%)和綠黨(11%)之后，僅領先于4月成立的另一主張留歐黨派改變英國黨(5%)。

脫歐進程不可逆轉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英國留在歐盟最大的利益在于歐洲市場一體化。現在美國正在通過貿易戰與歐盟、日韓等構造零關稅、零補貼和零壁壘的新國際貿易秩序，英國在歐盟市場一體化的利益也可以在這個新圈子來實現，繼續留在歐盟的意義減弱。

退出歐盟后，英國仍有能力在其關切的國際事務中保持現有的影響力，透過歐盟發聲的意義不大。尤其脫歐后，反而可以增強英國的獨立性。

脫歐后，英國可以在經濟政策上充分發揮主權國家的獨立性，而不再受制于歐盟的法規的限定。

脫歐后，在英國的歐盟公民及在歐盟的英國公民的居住權將在一夜之間消失，轉而受當地移民法律的約束。這符合眾多英國原住民的訴求，也有助于緩解英國當下移民問題引起的社會摩擦。

對于歐盟的若干政治和社會理想，多數英國人不以為然。脫歐后可以不受制于歐盟的若干政治正確規范的束縛，英國人反而會如釋重負。

因此，即便短期或中期內，英國可能會承受負面沖擊，甚至很可能是很嚴重的負面沖擊。但從長期看，英國更樂于享受脫離歐盟圈子的自由空氣，尤其是英國有自己引以為傲的政治和社會治理傳統，脫歐后，這種傳統將無拘無束地發揮作用。

脫歐迷局下的經濟形勢

疲弱的經濟增長形勢

次貸危機發生后，疊加歐債危機的影響，英國經濟在2008至2012年間陷入衰退與低迷，2013年逐步邁上脆弱復蘇之路，2014年4季度GDP增速見頂后，英國經濟又落至低速增長區間。

2018年英國GDP增長率為1.4%，與2017年1.8%的增長率相比，增長乏力的態勢更加明顯。201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為1.8%，與預期持平，前值1.4%。

從季度環比數據來看，增長態勢相對疲弱。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認為，由于英國和其他歐盟國家企業，在臨近此前設定的英國脫歐截止日期前，大量“囤貨”，帶動今年第一季度英國GDP環比增長0.5%。不過，英格蘭銀行預計經濟增速在第二季度將回落至0.2%。

但通脹數據還算理想，2019年英國4月CPI同比增長2.1%，預期2.2%，前值1.9%，基本可以確認擺脫了通縮的風險。

待改善的國際收支

2018年，英國的貿易赤字為697.31億美元，在G7國家中，絕對額僅低于美國(7828.83億美元)。其經常項目赤字在GDP中的占比在G7國家中是最高的，2018年達到了4.42%的水平，其次是加拿大的2.79%，再次是美國的2.58%。好在英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比較強勁，2018年的FDI為498.72億元，平衡了國際收支。但長期看，貿易赤字仍將困擾英國經濟。

低失業率下的薪資增長恢復

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的3個月中，英國失業率為3.9%。這是1975年以來該國失業率首次低于4%，遠低于法國的8.8%和意大利的10.5%。

同時，英國工資水平出現了強勁的上升，含獎金在內的平均每周獲利較上年同期增長3.3%，為截至2008年7月的第三季以來最大增幅，平均周薪達到495英鎊(約4000元人民幣)，創下2011年以來最高水平。

但經濟學家警告道，勞動力市場的景氣或許不能持續，因為當下的薪資上漲更多的是脫歐預期下，民眾和廠商增加備貨引起的短期需求上升造就的(英國凈進口的規模很大，一旦無協議硬脫歐，貿易可能受阻，所以民眾和廠商在努力增加存貨)。這種狀況是難以持續的，所以薪資的增長或許也是難以持續的。

有待控制的宏觀杠桿率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截至2018年6月末，英國的宏觀杠桿率高達280.1%，其中政府債務杠桿率為109.7%，居民部門的債務杠桿率為86.3%(這里的杠桿率是居民總債務/GDP，前面提到的杠桿率還是居民總債務/居民可支配收入)，這兩個指標都暗示著英國的債務水平仍高于OECD的平均水平。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杠桿率則相對健康，僅為84.1%。

所幸的是，英國銀行系統處于過去十年最健康的時期。2017年銀行體系的不良率僅為0.73%，遠低于2011年峰值時的3.96%;2016年監管資本對風險資產的充足率高達20.8%，差不多是過去20年的最高水平。充足的監管資本，使得英國的銀行系統基本面遠比歐洲其他國家更加強勁。加上，英國直接融資體系高度發達，金融市場對風險定價和分散的效率很高，這些都為宏觀經濟提供了充足的風險緩釋空間。也就是說，經濟面臨中期的深度衰退也不會引起銀行系統的過度動蕩，相反，穩健的銀行系統則有助于經濟保持穩定或是從衰退中更好地恢復。

自由而不輕松的英國人民

G7中最高的勞動參與率

英國居，大不易。為了應付高昂的居住成本和兒童照護費用，英國人參加工作來養家糊口的意愿非常高。2017年英國勞動參與率為78.5%，居G7之冠。而同年OECD的平均值72.1%。

高于平均水平的每周工作小時

勞動參與率反映的是參與勞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每周工作小時數則反映了工作強度，2019年一季度英國人的每周平均工作時長為37.5小時，這高于OECD成員國的平均水平，顯示出了英國人的辛勤程度高于OECD成員國的平均水平。

從一年的總工作時長來看，英國人在G20中并不勤奮，2018年英國人全年的總工作時長為1538小時，同比德國人是1356小時，法國人是1526小時，美國人則是1780小時。

德國人的效率真是驚人，更少的工作時長，更高的工作效率，所以德國人的平均小時工資是最高的，達到35美元/小時，為下表六國之最。英國的平均小時工資為28美元/小時，處于中等水平。

這里要插播贊美一下咱們勤勞的中國人，現有各種媒體報道，中國人的工作時間在世界上最長，達到每年2200小時甚至更多，每周工作時間達50個小時，比世界平均時間每周36小時高38%，不僅遠超高收入國家(OECD成員國的平均數不過為1746小時)，也遠超多數發展中國家(墨西哥人的每年工作時間達到2258小時，不過效率似乎不敢恭維)。據中央電視臺、國家統計局等聯合發起的“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結果顯示，除去工作和睡覺，2017年中國人每天平均休閑時間為2.27小時，較三年前(2.55小時)有所減少。

相比而言，美國、德國、英國等國家國民每天平均休閑時間約為5小時，為中國人的兩倍以上。“工作太忙，沒有時間休”是主要原因，占比達45.6%，次之的原因是“單位無帶薪休假制度”，占比為20.0%，而“競爭壓力太大，擔心失業”這個理由占到12.8%。

緩慢增長的可支配收入

隨著GDP增速的放緩，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也非常緩慢，2016年增速為0.1%，2017年則是負增長0.2%至32039美元/人，低于德國的38966美元/人。

居民可支配收入疲弱，自然妨害了英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使得居民的杠桿率拐頭向上提高至2017年148.9%(居民債務/居民可支配收入)，而德國是93%，美國是109%，法國是120%。

英國居民部門的去杠桿壓力很大，其杠桿率在2007年見頂165.2%后，一路下滑至2015年的141.2%的低點后，2016年開始又拐頭向上，成為英國經濟的隱患。誰能知道，高杠桿會在何時變得脆弱和難以持續，進而演化為經濟衰退，又或者是居民陷入債務陷阱，消費由此而長期低迷為經濟增長蒙上陰影。

英國社會福利體系

制度演進簡史

英國戰后的社會福利體系主要是根據《貝弗里奇報告：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的啟發構建。1948年，英國執政的工黨推出“抵制收入能力中斷和被破壞的社會保險計劃”，該計劃強制繳費，而在約定的保險事件發生，強制投保的公民將獲得定額的待遇給付作為回報。借此，工黨政府試圖實現自由與計劃經濟、民主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社會發展新模式。

“大政府”模式下的高稅收和高福利政策傷害了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到了20世紀70年代左右，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的弊端顯現，屢次深度衰退侵蝕著英國經濟和社會的生機(英國病)。撒切爾夫人執政后，對此進行了激烈的修正，其社會和經濟改革議程的核心是承諾“縮減政府職能”。她發起了一場激進的、由自由市場驅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包括高調的私有化舉措，一些公共服務的市場化，以及降低稅率和公共支出的整體水平。隨后的梅杰政府繼承和發展這些政策。

學者們認為，在“新自由主義”改革期間，英國從“福利國家”轉變為不再重視社會權利的“競爭國家”，提高全球市場經濟競爭力成為政府的首要任務。

但是關于“福利”政策的爭論自始至終沒有停止，英國朝野對此的態度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陣營：

認為“福利”制度的弊大于利，因為向“不值得幫助的窮人”提供財務支持將會削弱他們工作的激勵，進而這一陣營主張抑制社會權利，削減福利;

認為貧困和弱勢的產生，更多的是結構性原因造成的，而非懶惰等主觀原因，所以這一陣營強調社會正義優先于工作激勵，主張對貧困和弱勢的群體提供福利幫助。

這兩個陣營的博弈，促進了布萊爾政府推行“第三條道路”。第三條道路就是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上，肯定自由市場的價值，強調解除管制、地方分權(非核心化)和低稅賦等政策。在福利政策上，布萊爾政府要求失業者有義務積極尋找工作，社會保障待遇給付的“條件性”穩步增強，處罰也變得愈發普遍。同時，也通過二次分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特別是聚焦于有子女家庭的稅收抵免，因為布萊爾政府做出了減少并最終消除兒童相對貧困的激進承諾。

布萊爾時期的英國經濟表現強勁，GDP增長超越了許多鄰國。失業率下降至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未曾見的5%的低值;同時通脹率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首次較長時期保持在3%左右。不平等雖然沒有實質性減少，但是不平等的擴大至少止住了，以兒童為重點的干預的確也顯著減少了兒童相對貧困。

與法國相比，英國對“競爭國家”有更多的共識，新自由主義居于上風，強調個人的自立和自覺，實施有限福利。英國面向工作年齡人群的社會保障體系已經演化為由繳費型、家計調查型、普遍福利和私人補充性保障組成的大雜燴。“條件性”則用來保持和增強工作激勵，以求避免法國發生的那種主動失業。

全民醫療服務

全民醫療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是英國政府向英國公民提供的(almost)免費醫療服務。NHS的資金來源是稅收，還有非常小的一部分——1%左右來源于向病人收取部分處方藥的處方費(prescription charges)，注意，牙科治療與視力保健不在NHS，因為免費的午餐誰都想要，就會造成資源的濫用，對此，經濟學“公地的悲哀”模型就有精妙的解釋。

NHS實行兩級醫療保健制度：

第一級為基礎醫療保健(Community-based Primary Healthcare)，主要由社區診所的家庭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GP)和護士構成。

第二級為醫院服務(Hospital-based Specialist Service)，由專科醫生負責重病和手術治療，包括接診由家庭醫生(GP)處轉來的病人、處理重大突發事故及急診病人。英國公民和滿足條件的外國居留者都能免費享有這一醫療服務。

NHS的好處不言而喻，其中最大好處就是極大地滿足了英倫人民對“人人享有平等的醫療，不管貧富和身份”的平等價值觀。其次的好處是極大地改善了英國人的健康水平，世界衛生組織每年出版的《世界衛生報告》，英國醫療衛生系統總成就排名長期位列全球前十，健康績效超過美國。

但問題也同樣突出，免費的東西總是供不應求，導致醫療需求難以得到及時的響應和滿足。據英國衛報報道：2017年冬天有超過10萬名病人不得不在救護車上等待至少30分鐘。設想一下，瀕危的病人及其家屬在這樣的等待中承受的是何等的焦慮。這印證了哈耶克的洞見，社會福利必不可少，深受公眾的期待，但是一經政府壟斷提供之后，就會失去活力，陷入某種僵局。這類好的社會理想和目標，我們現在還缺乏好的辦法和路徑去達成。

英國對NHS的改革主要是兩條進路：一是政府促進全科醫生相互競爭，給居民更大的自由選擇空間;二是增加私營醫療服務機構的競爭，鼓勵民眾自愿向私營保險公司購買醫療保險，并到私營醫院看病，享受個性化的特殊醫療服務。

其他

穆斯林移民與身份認同

2016年英國穆斯林協會(Muslim Council of Britain)公布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15年底，在英國生活的穆斯林人口近280萬人，與10年前相比增長近一倍。而且，穆斯林當下依然是英國人口增長率最高的宗教群體。

英國穆斯林協會表示，超過一半的英國穆斯林是在國外出生的，不過他們對英國有較強的認同感。調查顯示，73%的英國穆斯林認為他們唯一的國家認同就是英國，只有6%的英國穆斯林不會說英語。

當然，引起英國和國際社會憂慮的是少數極端的穆斯林對宗教的執著，成為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他們對異教徒持有的極端態度是社會矛盾和社會安全問題的源頭。

英國主流民意認為：宗教之間、種族之間的和諧、容忍與節制的共存需要時間，需要磨難，需要代價。因為相信人類文明向著更好方向而去的人們，對穆斯林信教者仍保持著寬容和期待。全球當下的穆斯林恐慌，本身就是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難題。

國家競爭力

英國仍是全球創新的最重要源泉國之一，尤其是在基礎科學上，英國仍然保持著強大的競爭力。2018年英國在“自然指數”中全球排名第四，即在化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生命科學及物理科學4大核心學科領域的高質量論文產出水平上居全球第四位。另據OECD數據，2017年每千人雇員中英國有9.04人從事研究工作，高于OECD成員國的平均數8.29人，也高于美國的8.93人。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發布了《全球競爭力報告2018》中，英國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第八，尤其在運行良好的市場、頂級創新生態系統和商業活力等三個維度中表現突出。

全球化的前路

脫歐是全球化的另一種探索。只要全球化的進程不會長時間中斷，那么留歐還是脫歐，對于英國都不是那么重要。從某個角度講，留歐的風險要大一些。在歐洲大陸，民族國家林立的地方創建超主權的政治經濟聯盟固然是一場偉大的實踐，但仍很可能是一場激進的實踐，與英國的精神內核相沖突。英國傳統中，分散與自由更值得信任，松散的聯盟更易保持活力，而緊密的民族聯盟則有脆弱性，比如歐元的維系正在變得越來越困難。

脫開政治，英國或許能更自由坦蕩地融入全球化歷程。現在，美國正在試圖建立零關稅、零補貼和零壁壘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結語

脫歐的迷局之下，很多人由此認為英國的前途黯淡難明。但事實上，脫歐與否，都是一個短期因素。英國自光榮革命起，就是全球化的領導者，其優勢在于制度的進化和演進。

作為全球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策源地，英國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著源源不絕的思想燃料。只要人類還在自由思考，那么所有的發展問題都不會是不可克服的難題。所以，長期看，英國這個善于思考和實踐的國家，依然將是未來全球中最重要的支柱國家之一。

這或許是巴菲特、李嘉誠等大投資家看好英國的原因吧。

編輯： 趙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