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水源水都存在一定的問題，有些污染物是控制在一定的標準和要求里頭，但是不斷的在增加。” 清華大學的著名的水質專家王占生教授對中國水網記者說。他說除了高山上的水源、某些地下水那里的水源是合格的，其他都存在問題。
　　王教授看到OECD的《中國環境績效評估》結論部分，把稿子放在桌子上說。報告中說近半城市飲用水源不合格，王教授認為說得還是比較婉轉。
　　他說一個新型國家人均GDP需要2000-5000美元，才能治理好環境，而中國目前才1000多美元，還遠遠不夠。

污染總量沒有控制住

　　他說我國有些經濟發達地方的水源是絕對不合格，像上海黃浦江的水，密云水庫也曾經有過水花。他說甚至密云水庫都會有水花，其他的地方可想而知。不過北京的情況不嚴重，通過自來水公司采取措施處理，就解決了問題。
　　他說只有高山上的水源，某些地下水沒有被污染，這些水源才是合格的。地表水都有一定程度的污染。工業廢水的排放，相當多的城市污水都沒有處理，農村的污染根本沒有人去管，這些都形成了面污染。為什么目前環境總是出問題，就是出問題地方的污染總量已經超出了自凈能力。
例如太湖原來很大，但是一搞工業就不行了，污染的集中導致了問題的出現。無錫的村莊變成鄉鎮，很多鎮上也都有污水處理廠。污水廠的水也要排放到江湖中，大家不要認為污水廠處理過的水就好，它還是比湖水、河水的水質要壞。這些水要用湖水和河水來稀釋，水的總的質量就要減低。這也是污染總量沒有得到控制。
　　從總量來講，還是有污染的。濃度達標的不妥之處就不能控制總量污染。老例如在某個地方建設一個工廠，該廠的污水排放達到了合格的標準，但是要排放到河水或者江湖水中，這些水體的水質還是差于地表水。假設該地有100個工廠，并且每個工廠的污水排放都合格，但是該地區的總量污染越來越大。
　　現在國家首先要控制總量，總量控制，然后才能環境變好。光是濃度控制不行的。每個工廠處理里的濃度都達標了，排放也都達標，他們還是要污染的。尤其有些工廠他們的污染排放標準很低，像造紙廠等。
　　如果需要環境有所改進，就只能消減污染總量，國家可以實施排污權的交易等辦法。國家控制不能再有新的污染，老工廠提高自己的污水排放標準，減少自己的污染排放，把節省出來的部分賣給新建設的工廠或者企業。達標后的污水可以排放，例如一個企業有1000噸的排污權。該企業提高了污水處理能力，就能節省500噸的污水排放權。當一些新企業建立后，因為他們的污水處理能力有限，該企業就可以把500噸賣給新企業。
　　假設排污權可以交易，很多企業在提高排污能力方面就有了動力。進而從大的范圍內，污染總量就能控制住。這樣新工廠只有買了這個權限后，如果新企業的污水排放不達標，就能使用購買的權限。老企業要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能力，新的企業要購買自己的排污權。這樣能控制住總量，保證不會有污染總量的增長。

地方政府需要轉變觀念

　　王教授對中國水網記者說，變壞容易變好難！大自然已經開始來懲罰我們的錯誤，環境破壞的太嚴重。他說水質要恢復并達到過去的那種狀態，需要20年到30年，甚至用50年都是有可能。他指出即使把污染源截斷，但是江、湖里的污泥等也很難處理，地泥清理后生態也不一定平衡，很多水生物的生長，水生動物的恢復等也是需要一段時間。專家的看法這點上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在不久前采訪中劉文君教授也說到了這一點。
　　王教授給記者舉例說明了這一點。他說日本的琵琶湖花了25年才好轉，用掉相當于1000億人民幣的資金，但是該湖的體積僅是中國太湖的四分之一；英國用了50年治理泰晤士河，花了3000億的人民幣。在考察泰晤士河的人中還發現水體有點發紅。
　　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說過國家不能因為污染就不發展經濟，但是環境污染是不能容忍的。中央和地方都需要拿錢出來治理，如果拿不出來，污染是還要留下來的。王教授說西部開發必然有污染，等開發后再去治理，那要等多久大家都還不知道。
　　中央政府已經認識到環保的重要性，但是地方政府還沒有這個意識。他們還在盲目追求GDP，環保還總是放在第二位。中央抓緊點，他們就做一點。一屆騙一屆，地方政府給上級假數據，例如你要數據給數據，你要成績給成績。
　　地方政府沒有真正重視環保也有原因，現在地方政府還是矛盾的。假設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過高，那企業還能不能引進得來。因為外資引進中，它們只有在比國外寬松的條件下才會愿意投資。你要求過高，外資就愿意不進來。而對于中國企業，政府對他們要求高，企業掙不到錢就搬遷，搬到上游去污染。王教授說他們就是饑不擇食，很多污染就是從市區到郊區到落后地區，這是體制的問題。
　　中央也提出了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要有全面考核，環保也是一個重要的目標。王教授說地方政府真正意義上的轉變是需要一個過程。經濟不發展到一定的程度，還要以經濟發展為主。他說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定會有污染，可以有小污染，只要大污染不要出現，就需要控制。但是一有錢就治理污染，這樣及時地來解決污染問題，但是中國目前還做不到。
　　現在還在單純追求GDP，大量引進工業，做不到總量控制。必然要有更多的污染。例如長江，局部地區有所好轉，但是整體上還在污染。
　　王教授說環保總局也提出過控制污染總量，但是執行不起來。目前，就連濃度控制都很難。企業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很多企業就是打游擊戰一樣，你來檢查我達標，你不檢查我不處理或者少處理。

嚴格執法也是關鍵

　　王教授告訴水網記者了他印象中比較深刻的一個案例。他說他到一家很有名的國企去看該企業的排污處理，當時負責人告訴他說是滿負荷的處理排污。但是王教授還是一眼就看出不對勁的地方，他說沉淀池的水滴滴啦啦。第二天他去問另一個人時，就知道也僅僅是處理也一半而已。他還說很多企業都有兩套管道來應付環保局安裝自動控制的COD儀。
　　這就要求環保嚴格執法，這也是要看地方政府的政績觀念和意識能不能改變。當地的環保局局長抓得太嚴，當地的領導就不愿意。當地政府要引進企業，環保局說不行。那領導就能罷了局長的官，換個“護航的”局長。
　　王教授說建議上級派環保官員到地方任職，市領導班子就不能干涉環保局的工作，這樣他們才能嚴格執法。他提到北京、天津和上海他們的紀委書記都是中央指派的，這樣才能好好的治理。他說環保局也應該這樣。
　　執法就涉及到環保的權力方面，他指出環保的權力應該大。在流域限批、綠色GDP等事件中，環保局也是無可奈何。王教授說環保的權力要獨立起來，這樣才能做到嚴格執法。
在最后，他提到了公眾的參與也是推進嚴格執法的一部分。他說官員要說老實話，做老實事。“領導在做出承諾后要給老百姓一個交代，如果領導也沒有做到，是不是需要自責呢？”他在提到淮河污染治理時說道。
　　他指出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帶來污染的增加。如果把這些事實都告訴老百姓，他們也會理解政府的做法，共同監督環境治理。政府需要百姓怎么樣的監督，百姓也能好好的去做。他最后說百姓的參與也要看政府時否承擔的起，現在的政府好像怕群眾，在古代百姓還能擊鼓鳴冤。
（中國水網 杜會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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