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條件，都有它不同的基礎設施融資的路徑選擇。根據我們的了解，其實有幾個不同的地區，都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范例，有市場主導型的，有政府主導型的，也有一些可能經濟發展程度不是很高，但是它方案設計的比較好。市場主導型的，典型的就是浙江，民間資本發展程度出乎很多人的想象，大家都知道2003年動工的杭州灣的跨海大橋是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也是國內投資最高的大橋，是第一個由民間資本控股50.26％的一個重點工程，政府背景的幾個大企業，投資占49.74％，我看到這個感覺到非常有意思，體現浙江這種市場化的環境，政府對于企業的運作效率的承認，政府及其政府背景的企業那么多錢都掏了，難道再增加0.5個點、占據控股地位的錢都掏不出來嗎？不是的，讓企業在基礎設施里面起主導性的作用，那么企業的運作更具有效率，政府在其中起一個引導的作用，這是非常典型的市場化的觀念。在浙江省已經建成的83個特色園里有三分之二投資來自于民間，2003年以前的五年以內，溫州市完成了交通基礎設施投資137億元，100億元來自于民間。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大概的表現為：政府提供引導性的政策支持和信用支持，拆遷呀，環境保護啊，勞動保障等，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其次對于一些風險比較大的公益性項目給予適當的財政補貼來降低風險，比如溫州的一個“東裝垃圾發電廠”，調過一些土地和補貼少量的垃圾處理費吸引民間資本來投資，每天可以消耗160噸垃圾，不僅對環保有好處，而且還發電。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政府要遵守市場的規則。市場規則的基礎是信用——對合同的尊重，什么叫現代市場經濟，現代市場經濟基礎性的一點就是對合同的尊重，一諾千金，不是說今天定了明天再改。因為基礎設施的融資是一個中長期的融資，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風險性，如果再加上政策的搖擺，就沒有資金愿意投。舉一個例子，寧波市有一條高速公路是政府和民間共同投資的，通到港口叫北侖港，為了充分利用這個港口，刺激這個港口的使用效率，政府發文減免了集裝箱在高速路上的通行費，對此，民間企業說我當時投資是為了投資收益的，你說減免就減免，那我這個投資收益怎么辦？政府既想開發這個港口，又要尊重合同，政府掏出了違約金，他能為這個通行費每年付帳，第一年掏八百萬，第二年一千萬，讓民營資本得到了回報。這是一個市場主導型的典型例子。
　　還有就是政府主導型，對于政府支配資源能力比較強的城市，這一點采用的比較多，典型的就是上海。從1992年起到現在，上海市基礎設施投資將近三、四千億元，占50年以來基礎設施投資的90％以上，大部分就是近十年進行投資的，它的投融資改革大概經過這么三個階段，第一是建立舉債機制，擴大政府的投資；第二是以土地批租為重點，挖掘以土地為代表的資源性的資金，第三是以資產運作為重點，擴大社會融資。上海正進行基礎設施投融資的載體就是三大政府公司，1987年成立的上海久事公司，1992年成立的上海城市建設投資公司，1999年成立了上海國資經營有限公司。其中的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它由政府已經投資建好的這些資產，比如說延安東路隧道，把它50％的股權轉讓給了中信泰富，這種運作方式就是TOT，這就是政府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比較強的時候的一種模式。到現在它有償轉讓城市建設經營權的措施，包括多條高速公路，黃埔江橋，大廠的水廠這些，2002年的3月份，上海市還把滬杭高速公路上海段的99％的股權以32.07億元的人民幣轉給了一個叫福其公司的民間公司。這些資本轉出來之后，它也可以進行新的基礎設施的投資融資，不斷改善基礎設施。所以我們說，如果作為一個游客來到上海，黃浦江兩岸燈火輝煌，但是我作為一個金融研究者去看上海，知道支持其燈火輝煌的背后的，是一個運行的比較有效率的融資方案的設計的支持。
　　第三個模式，是在中西部地區的成都。近年來，成都的民間資本投資增長是政府投資增長速度的一倍還多，成都率先提出對民間投資放棄審批制采取備案制，這在全國是第一家。2002年成都出臺了一個《關于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隨后把六條公交線路的特許經營權通過公開招標出讓，甚至連整個城市的再造都一攬子的打包，交給民間資本來做。
　　所以，在不同地區，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資源稟賦，具有不同的資源動員能力，它有相應的不同的設計方向，基本的原則就是尊重市場，吸引多元化資金的融資渠道。
　　在基礎設施開設的融資渠道里面，我們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必須要改革現有的基礎設施投資的審批制，比如泉州刺桐大橋，投資建設只花了18個月，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它審批的速度、審批的復雜也是創記錄的，審批了8個月，拿了55份批文，所以說如果這個地方的交通堵塞，怎么可能沒有地方政府不當干預的一份，中間橫加障礙，肯定是導致交通堵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個，政府必須要提供必要的服務，利用自己的行政資源，土地、拆遷、征地這些法律的支持，政府作為一個市場的主體要遵守起碼的信用。我隨便在網上搜一下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不守信用的行為。隨便講一個，廈門的一個民營投資公司到長沙建設湘江南大橋，合同簽好了，市政府讓他修改設計，要求它修改設計，導致工程造價增加五千萬元，對于原來同意的使用2800萬土地的使用權，單方面宣布作廢。安徽一個民營企業的福利路廣場的開發項目，公司在1997年按合同先付了大概150萬美元，沒有拿到土地證，到2000年市政府宣布，依法收回土地，而且不退款。如果地方政府作為一個市場主體不講信用，那你怎么可能吸引長期的投資？
　　當然，在基礎設施融資方面也有不少技術性、專業性的工作，例如估值、不同項目的定位和分類、對項目進行適當的分割，或者對不同的項目進行適當的整合，都可以交給專業的金融機構和專業人員來作就可以了。相比較而言，體制性的障礙影響更大，更為值得關注。

（說明：本文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本文節選自作者在近日一國際會議上的演講錄音整理稿，題目是編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