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公布了一組數據，從5月到7月的三個月里，市場釋放出30多個水環境治理項目，總投資額超過660億。在看到水環境PPP市場持續火熱的同時，環境商會發現，在已經公布中標結果、涉及總投資超過450億的20個項目中，僅投資0.74億的北京大興區水環境治理項目被首創股份拿下，其余項目的牽頭中標方均為國資央企或其子公司。不僅如此，近來，有關清一色“中字頭”逐鹿水環境項目的新聞也是層出不窮，難見傳統環境企業身影。有人不免感嘆，在國資央企的絕對優勢凸顯下，傳統環境企業在2018年后的這一波市場競爭中，牽頭“搶項目”的“盛況”已經不再。

傳統環境企業似乎在集體隱退。實際上，能感受到這樣強烈的“退”，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如果對比來看，這種感受與前幾年水環境綜合治理市場給環境產業帶來明顯的“進”不無關系，特別是一些傳統環境企業確實順著這一波潮流有過大跨步的前進。2015年，國務院頒布《水十條》，隨后環境保護部又聯手財政部發布《關于推進水污染防治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的實施意見》，PPP與《水十條》的共振很快激發了環境治理需求的釋放并快速形成了廣闊的市場。“水漲船高”，受這股浪潮加持，過去5年，很多環境企業，特別是一些環境上市公司，包括像東方園林這樣跨界而來的園林企業等紛紛大舉布局，收獲了大量新業務，實現了規模增長，環境產業也由此迎來又一波高速發展。

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在與國企央企激烈競爭下，傳統環境企業還是搶占了超過20%的水環境綜合治理市場份額，2017年年度十大水環境項目中，分別由北控水務、碧水源、桑德等牽頭的社會資本方占據了半壁江山。遺憾的是進入2018年，一場PPP規范潮加之金融去杠桿等因素的疊加作用，一批過去幾年實現規模增長的重資產環境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遭遇了致命阻擊，深陷財務困局，生存堪憂。有機構做過統計，在2018年暴露問題的上市企業環境業務類型中，有60%涉及PPP類，其中有78%是由于非經營性的環境項目，也就是水環境治理項目、城市黑臭水體治理PPP項目等導致的。持有過多水環境治理等非經營性PPP項目被認為是這場危機非常重要的導火索之一。而經歷危機之后，產業進入冷靜期，這也讓不少環境企業意識到，水環境治理項目，“想說愛你不容易”，于是他們開始調整業務布局，有些選擇作為國資央企的合作方來參與項目，有些企業則放慢了在水環境綜合治理市場上的投資和項目落地進程。比如在碧水源2018年業績說明會上，總經理戴日成就曾表示，隨著國家對PPP項目的整頓及行業目前調整的趨勢，公司未來將逐漸回歸到以城鎮鄉的污水處理與再生的主業務上來。

近幾年，伴隨著環境治理需求的不斷升級，生態環保項目也正發生著根本轉變，水環境治理項目作為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類，它既帶來了新時代的新需求，也帶來了新時代的新問題。桑德國際水環境集團總經理潘留明表示，與過去水務、垃圾處理等單體項目相比，如今的水環境治理項目體量一般比較大，也正在向綜合系統轉變，城市水環境系統已經成為現階段的主要治理對象，是更大尺度、更多角度的系統融合工程，對資本和服務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此外，由于體量大，資金需求大，這類項目很多又缺乏經營性，對社會資本的融資能力要求就顯得尤為突出。而相較于國資央企，環境企業體量小，資產輕，融資問題是環境企業發展的突出瓶頸之一，尤其是民營企業，在信用等級、融資成本等方面明顯處于劣勢。“現實中，為解決PPP項目大額融資問題，企業常常采取短債長投、融新債償舊債等融資方式。此次PPP規范潮主要針對的就是非經營性PPP項目，一些項目被突然叫停，原有的融資鏈條被切斷，融資成本大幅上升或者融資通道關閉，企業資金驟然承壓，不免在這一輪競爭中敗下陣來”，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馬輝說。他強調，和過去擁有清晰的付費主體的使用者付費模式不同，當前的水環境綜合治理PPP項目更適用受益者付費模式，但又無法清晰界定誰是直接收益者、誰是間接受益者，同時也沒有建立起明確的付費機制，難以保障項目穩定運行。經歷風波后，傳統環境企業選擇謹慎對待也情有可原。

中國土木工程學會水工業分會理事長張悅曾在“2019中國環境產業高峰論壇”上表示，當前的環境項目不像過去BOT模式的市場化項目可以做到“一清四可”，由于邊界很難清晰、收入產出無法計量、考核會變得很困難，隨之政府支付風險也比較大，支付意愿也會下降，固化就更難，這樣的項目參與其中的企業會面臨很多的不確定性，存在一定的風險。

與傳統環境企業轉向保守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幾年，國資央企對環保市場，特別是水環境綜合治理市場發起了全面進軍。對于國資而言，一方面，生態環保是生態文明建設下的重要發力點，而另一方面，我國也有著明確定位，就是要求國有資本投資運營要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比如重點提供公共服務、保護生態環境等。桑德國際潘留明告訴環境商會，“近年來，項目的政治需求定位變得越來越清晰也是非常重要的轉變之一。”幾年來，在政治春風的吹拂以及以水環境治理為代表的產業體量的不斷擴容的大背景下，五年前曾站在產業門口觀望的“野蠻人”悉數進場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而2018年的這一波國資入股民企的“混改”風潮，國資占有的環保資產，特別是優質環保資產還在進一步擴大。國資對環保的雄心壯志從率先進入水環境綜合整治市場的中國電建對環保的進階過程便可清晰看出一二。2015年底，中電建水環境治理公司成立，前不久，它正式更名為“中電建生態環保集團”。從一家水環境治理項目公司起步成長為百億級生態環境集團僅用了三年，公司目前累計中標合同額已經超過800億。而在官網上，成為“水資源與環境建設領域的引領者”也早已經寫進了中電建的戰略定位中。中電建華東院王禮兵告訴環境商會，水環境綜合治理項目點多面廣，驗收移交周期長、竣工結算流程長，有時候是水質考核政治任務為大，本著民生先行，建設期和移交期都不得不由企業先行墊資，央企相對資金實力雄厚，面對這類項目，國資兜底和承擔風險的能力也要更強一些。而且某種意義上說，水環境治理項目已經不單純是一個項目，它背后牽動的是區域環境治理。這類項目由于涉及我國政治、經濟、地域以及產業的復雜性、特殊性，項目體量龐大，綜合性很強，很多時候地方政府會更傾向于選擇國資央企的合作。“對于大型建筑央企而言，他們要的可能不是一個環境項目，而是一個區域的市場，一個城市的市場。當前，傳統的基建項目已經基本接近飽和，轉型生態環境建設是新時代的趨勢，也是打開生態城市建設、尋求更廣闊市場空間的突破口”，王禮兵說。

編輯：趙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