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9日,首屆 “鄰避運動案例研討會”在北京舉行。部分鄰避運動案例撰寫者、部分鄰避運動案例當事人、相關學者以及一些環保志愿者出席了研討會。會議透露的信息表明，中國已經全面進入鄰避運動時代，整個社會都應當開始討論如何應對鄰避運動，以讓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意識成為保護環境的有效力量。

自然大學研究員李濤介紹說，1983年，第二次全國環保會議召開，會上宣布將環境保護確定為基本國策，距今已有30年。30年之后，環境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加速惡化。很多人在環境保護中做了大量工作，有的收效甚微，有的一時卓有成效，但很快就一輪又一輪新的污染和生態破壞大潮所淹沒，還有相當一部分環境保護和治理工作由于摻雜了太多的環境保護以外的利益追求，結果與環境保護的目標南轅北轍，一系列環境保護的措施的實施反而嚴重的破壞了環境。

在這種局面下，全國各地，陸續有一些“干部群眾”忍無可忍，自發起來抵制或驅逐發生在自己身邊的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行為，強有力的表達了對生態公平與環境正義的追求，這標志著“不要在我家后院”——“鄰避運動”時代的到來。

華南師范大學副教授唐昊認為，當下鄰避運動的背景是:好的環境在中國越來越成為一種稀缺的資源，稀缺一般來說會導致競爭或斗爭。而在中國環境資源的競遂缺乏基本規則的情況下,稀缺所導致的結果正是針對環境資源的無規則斗爭，這種斗爭是建立在參與各方力量對比極度不平衡的基礎之上的，即參與博弈斗爭的各方力量差距極大。

一般來說,鄰避運動興起的原因被認為是中國現有的環境制度不完善,但從中國政治社會的現實來看,利益集團的不平衡發展也許才是鄰避運動的一系列問題產生的原因所在。

作為利益表達的鄰避運動是伴隨著公民環保意識和維權意識的覺醒。會議上總結的20個“鄰避運動”案例，以及更多的尚未納入視野的案例，都是公眾集體意志的自發表達，有的零散隨機，有的團結緊湊。在相當多的情況下，直接有效的預防或制止了環境的破壞。這些案例，與其他的環境保護措施和環境保護運動一起，共同形成了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巨大潮流。

《青年環境評論》主編霍偉亞，為此專門撰文，歸納了不同的人對鄰避運動的態度——政府官員包括環境保護部門官員，把鄰避運動看作應當被避免的社會風險和突發事件；而污染的或破壞的企業是造成這種風險和事件的原因，提出“穩評”機制；企業則選擇與政府結盟，不正面回應鄰避運動，利用鄰避運動缺乏持續性的特點，企圖避過風頭“依然固我”；民間環保組織把鄰避運動看成環境保護的增量，但不參與鄰避運動，希望自身與鄰避運動能以互補的形式存在。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于建嶸表示，在這種新事物面前，很多人措手不及。有的站在群眾的對立面上，對群眾集體意志的有力表達心懷恐懼，將其視為對“和諧穩定的秩序”的威脅，得用公權強力鎮壓，讓環境維權群眾付出了不必要的自由的甚至血的代價；有的把利益集團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斤斤算計視為“理性”，并以此為標準否定環境正義并指責鄰避運動的“不理性”、“缺乏科學依據”；有些人雖然認識到環境破壞和鄰避運動的因果關系，但仍把鄰避運動視為應該避免發生的群體“事件”，主張為避免“鄰避運動”這種“社會風險”而去約束環境破壞的行為等等。面對鄰避運動的這一系列思潮和措施所形成的合力，不但消解了鄰避運動的意義，孤立了鄰避運動，同時也“勸阻”了環保組織與鄰避運動的參與合作，與環境保護的基本國策相悖。

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表明，鄰避運動之所以頻繁發生，是一些地方長期追求經濟利益，忽略環境利益、忽略公眾利益的結果。引起沖突和混亂的，不是鄰避運動本身，而是這種與公眾利益、環境權益相背離和對立的對鄰避運動的態度，是持久得不到解決的諸多環境傷害問題的直接“啟發”——既然環境問題沒有別的辦法獲得對話機會，那么，唯一的辦法就是發起一些活動，讓對話成為可能。

一些專家針對風起云涌的“鄰避運動”社會現象，給出了一些對策建議。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幫助中心主任王燦發指出，中國的環境問題一直很嚴重，是一個事實；面對這種事實，鄰避運動應聲而起，同樣是客觀規律。維護公益基本權益，維護環境基本權益，是“正確對待鄰避運動”的前提。某種程度上說，環境信息封閉、決策不透明，讓公眾的基本訴求無從表達，是鄰避運動的直接導火索。因此，必須在“鼓勵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上想辦法，增加對話機制，大量舉辦聽證會、研討會、辯論會，把所有的環境信息如實公開，加大對環境污染行為的懲戒力度，保護環境污染受害者的基本尊嚴，是“鄰避運動”給社會的一個啟示。

本次研討會由搜狐公益頻道與環保科普組織“自然大學”聯合主辦。主辦方透露，未來還將舉辦多期這樣的研討會，以促進更多的人關注這個社會現象。

編輯：鄭巖